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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

《西方现代头脑》的第20节课，刘擎最先讲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他的声音温顺稳固，有某种让人放心的气力。那节课的问题是“怎么才气稳固成坏人”，阿伦特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一生漂流，二战前亡命至美国。她研究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泉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频频求索人类的“思索”和“善恶”之间的关系，然而，书还没有写完，她就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留在打字机最后一张纸上的是一个孤零零的单词，Judging（判断）。

在刘擎看来，谁人遗留的单词是明白这位哲人的主要线索。纳粹时期的德国降生了新的执法和道德：为了种族利益，可以正当杀人。德国人陷入一个严苛的道德逆境：遵纪遵法就要作恶，行善则可能冒犯执法。阿伦特希望回覆的问题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人应该若何做判断？

从效果来看，大部门人选了前者，那是风险最小的选择，因此才有了20世纪最惨烈的大屠杀。阿伦特说，“自力判断是艰难的选择”，这很难，但照样有人做到了，刘擎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名叫安东·施密特的德国士兵，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但他全力帮犹太人逃亡，厥后被纳粹逮捕，判正法刑。

审讯时，状师为他辩护说，辅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留劳动力，但施密特否认了这个理由，他坦言自己辅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临刑前，施密特给妻子写信，“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小我私人类来行事，我不想危险别人。”

那节课的末尾，刘擎声音降低，讲他对谁人遗留的单词的明白，“阿伦特曾经说，‘就种种特殊情形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尺度，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详细的情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自力的判断，并为此肩负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难的道德义务。”

脱不花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完了这节课。她频频听了几遍，然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了很远。那是去年冬天，疫情之下，周围所有人的生涯都陷入一种伟大的不确定性里，人人充满焦虑，没人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但耳机里谁人哲学家冷峻地告诉她，不确定性就是人恒常的处境。街上一小我私人都没有，凉风呼呼地刮着，但又似乎四野俱寂，“你感受自己身处洪流，似乎酿成了一个更大的器械的一部门。”

脱不花是获得App团结首创人兼CEO，她第一次见到刘擎是在一个热闹的饭局，席间都是上海滩着名的学者，她注重到，在这样一桌最为善于高谈阔论的人当中，刘擎是谁人话对照少的人。大部门时间他在专注地听别人语言，偶然泛起几分钟的冷场时，他会出来讲个好玩的段子。

刘擎58岁，相貌温厚，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了快要20年的书，专注于一个对民众来说有些冷门的专业——政治哲学，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身上有着和专业气质相符的沉静和温顺。脱不花想约请他来“获得”开一门线上课，给听众讲讲西方现代头脑。

这门课程在去年疫情时代上线，围绕着“现代性”这个主题，刘擎一共选取了包罗韦伯、伯林、尼采、萨特等19位20世纪主要头脑家，解说他们对于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小我私人精神危急，这也是刘擎自己学术研究中最关切的问题。

他最近意外收到了陈丹青的微信，对方刚听了这门课，大为赞赏。“有些哲学家，像尼采、萨特，以前也听木心讲过，那时还不太明了，现在有点明了了。”课程的编辑裘德是一个爱染头发的女人，也是刘擎的研究生，她说：“他（刘擎）是有那种能力，就是把一个器械让你更容易听懂。你知道一小我私人要把一个器械给另外一小我私人讲懂，他一定是自己异常懂才可以。”

结课那天晚上八点，刘擎收到裘德的微信，课程订阅量过了两万。相比起那些在获得动辄几十万的订阅课程，这不算是一个太耀眼的成就，但刘擎照样喜悦了一下。

彼时，疫情阴影下，网络上公共讨论的品质也让人忧心，充满了种种极端化的表达。他正好刷到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的一条同伙圈：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简直定性以及确定带来的自信，它的简朴以及简朴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由于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绪群体，真是太有诱惑力了。往后不用在差其余看法之间流离失所，不用凭证路况不停调整偏向，不用经受自我嫌疑的折磨，不用被细微感经年累月地审讯，这种人可能简直很幸福吧。”

裘德记得，刘擎跟她聊起过，这门课微不足道，但也允许以成为某种缓慢的变量，让听众通过成为更苏醒的人，抵制那种让人容易获得确定感、简朴、易辨识、幸福感的极端看法。脱不花记得，这门课有答疑环节，刘擎做得很认真，最喜悦的时刻是学员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一个50字的提问，刘擎会回覆两三千字。最后，这门课仅答疑就有十几万字的篇幅。

刘擎的听众里还包罗了主持人马东，他听完了课，决议约请刘擎来加入《奇葩说》。这档在今年头播出的节目将刘擎推到了更大局限的民众眼前。

奇葩说辩手陈铭刻得第一次见到刘擎时的样子，那是一个平静的背影，没有人跟他语言，事情职员在后台给所有人戴麦克，声音噪杂，他上去跟刘擎打招呼，对方转头点了个头，“第一印象就是异常羞涩，并不是那种很容易把场子打开、很热情的人，应该另有一点被动的感受。”陈铭说。他很忧郁这样的人能不能顺应这个娱乐的、热闹的、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场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擎在往后成为了这档走过七年、略显疲态的综艺中最受关注的人物。华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是刘擎多年的密友，在他看来，刘擎之以是“出圈”，是由于他和其他导师展现出了显著的差异，经济学家薛兆丰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蔡康永代表了贴近生涯和大地的感性，而刘擎是从抽象的哲学精神天下中降下来，去俯瞰现实生涯里那些详细的问题。他补上了这个节目耐久以来缺乏的理论性视野。

陈铭对一期节目印象深刻，辩题是“30年后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要不要看？”刘擎的态度是不要看，他使用一个政治哲学的“主权”看法：“看了，会让你的人生进入到双主权时代。”“双主权是一个异常短的表达，然则他就把那种悖论感、挣扎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谁为你的人生作主呢？现在的你照样30年后的你？你在内里往返摇晃，无所适从，就三个字，击中所有矛盾的靶心。”陈铭说。

在陈铭印象里，引经据典、使用生疏看法、掉书袋都是奇葩说这个场域不受迎接的表达，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受，但刘擎始终没有留下这种印象，他以为缘故原由可能在于，纵然掌握了那么多头脑工具，但刘擎身上始终没有吐露出知识的优越感和狂妄感。

“他知道没有什么是绝对准确的……以是他不会有居高临下的那种绝对榨取性，也不会有那种要誓死捍卫某种真理的器械，他往往是淡淡的、柔柔的，我讲给你听，我也愿意听听你信托的，他是一个包容的、尊重多元的人。”

尊重第一人称

说理经常蕴含暴力。若是加入过大观学术小组的钻研会，会充实明了这一点。

用小组提议人、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话来说，每次开会都是一个“互殴”的历程。小组的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小有所成，一位学者发完言，其他学者会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指出他论证中的破绽和盲区，“你会被怼得体无完肤，感受没体面嘛，你就会拼命反抗，然后接下来你再去找下一小我私人报仇。”施展说。

刘擎加入大观的第一次谈话就遭遇了这种“围殴”，他厥后感伤：“从没见过以这种方式开会的。”施展记得，在被起源盖脸“围殴”时，与大多数学者差异，刘擎很少与人发生意气之争，“他看上去总是慢条斯理的，不急也不恼，然则头脑思绪极其清明，一层一层反驳你，把你对他的指斥抽丝剥茧，说出你的问题在哪。”施展说。

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唐小兵见过许多具备权威性人格的学者，“自以为是的、唯我独尊的，有人会自己把自己当首脑”，但刘擎在学术场所“有点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他不停地饰演一个质疑、追问的角色，澄清自己的态度，把学术议题往深的地方去推进。”

在很长的时间里，刘擎的办公室里都贴着一张英国哲学家伯林的是非照片，他穿着洋装，戴着黑框眼镜，以手支额，垂眼看书。

伯林是20世纪卓越的自由头脑家之一，极富洞见区域分了消极自由和起劲自由，提倡价值多元主义，以为应该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深受柏林影响，曾翻译过《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写过许多篇关于伯林的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李筠告诉我，他和刘擎是差不多20年前在一个学术钻研会上熟悉的，那时的李筠照样硕士生，刘擎在上海入职不久。他们在小宾馆的房间里抽着烟，聊伯林聊到了午夜，李筠以为伯林写文章有些絮叨，云山雾罩，像是一桩桩让人疑惑的悬案，那天晚上刘擎帮他破了好几个“案子”，“你一听就知道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和明白伯林，”李筠说。他还记得，当那些破案线索获得认同时，刘擎的脸上神采奕奕。

伯林曾在《关于私见的条记》里写过，英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或最有价值的因素之一，正是那种脱节政治、种族与宗教狂热与偏执的相对的自由：与你差异情甚至基本不明白的人妥协，这是任何一个体面的社会必不能少的……过一种虽有所差异却完全是人性的，值得爱、尊重或至少是好奇的生涯，是可能的。

刘擎以为伯林对他的影响在于：“我们要真正明白他人，要明白他的意愿和看法的理由，他的理由可能跟我们异常纷歧样，而且我们基本就不知道这个意愿有什么利益。他的看法也可能是错的，然则这不意味着这不是他真实的意愿，最终，你要尊重第一人称视角。”

裘德记得，在《西方现代头脑》的答疑环节，曾有看法偏激的听众提了个不太善意的问题，另一位维护刘擎的听众和他吵了起来，刘擎看到了之后，认真地回复了两人，“他讲了他对这个讨论的看法，还回应了最最先那小我私人的质疑。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网络喷子，反而用一个异常温顺又异常讲原理的方式回答了他。”

裘德告诉我，她原本是个有点急躁好辩的人，“纷歧定赢，但一定要显得我稀奇准确，”然则在读研和打磨课程时代，刘擎的一些做法照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她，“我现在在网上和人争论的时刻，快速打字的时刻就会想起来，要好好语言，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都是可以好好语言的。”

刘擎以为，认真看待反方态度，始终保持犹疑和不确定，也许是一个开明的学者内在的品质，“总是以为真理、真相、理论是一个试错的历程，有最终的真理也不是你一个凡人能掌握的。就是我们总是保留可塑性，人是可错的。”

在《西方现代头脑》结课时，他说了一句话，若是人人从这门课上只记着一句话，他希望那句话是，“人类由于理性而伟大，由于知原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那不是我喜欢的生活”

在奇葩说的第二期，刘擎遇到了一个意外状态。

那期录制时间很长，现场进入了疲劳状态，主持人马东为了调治气氛，请刘擎和薛兆丰打了一场演出赛，辩题是“学哲学，照样学经济学更容易找工具？”而且划定让他们都为对方学科辩护，刘擎的持方是，学经济学更容易找工具，薛兆丰则相反。

刘擎并没有若干准备，他以为那会是一个和薛兆丰变相夸赞对方学科的历程。但薛兆丰“心有城府”，他说：“为什么学哲学更容易找工具？学哲学让人看上去很博学…很容易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学哲学的可以一事无成，而且于心无愧……”

刘擎愣了几秒钟，反映了过来，之后迅速调整了战略，“薛先生论证的不是学哲学更容易找工具，而是学哲学更容易当骗子…为什么学经济学的人的更容易找工具？他们把所有的事物看成是一个大市场，内里有成本、时机、收益，他咔咔画曲线，好比说薛先生追求三个工具，画三条曲线一对照，然后，嗯，got it.”现场笑声、掌声和口哨声同时响起，那场对战厥后成为成为奇葩说最精彩的排场之一。

刘擎厥后告诉我，在谁人瞬间，他感受自己似乎回到了更年轻的时刻，二十啷当岁，站在舞台中央，充满激情与斗志地演讲，谁人他和现在的他截然差异，谁人他自满、强势、自以为是、“自以为准确”，“现在看到谁人“我”，会以为有点憎恶吧。”他说。

1978年，15岁的刘擎从青海考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读化学工程专业。他成就极好，怙恃对他的期待是成为一个工程师，为那时的社会理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他也对此坚信不疑。

少年心怀远大的理想，对手艺提高和经济生长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有时近于狂妄，他会取笑文科的同砚：“我们学的科学手艺领域，几百年来获得了何等伟大的提高，简直就是日新月异啊。你们文科生在干什么呢？忙了2000多年，到现在照样在引用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照样在研究那些老问题，不以为丢人吗？”

然而，那种信心在某一个时刻泛起了细小的裂痕。学校有一次请一位外洋的历史学教授来授课，刘擎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位历史学教授的名字，但依然记得对方站在台上讲的内容：1900年元旦的时刻，西方人很乐观，信托现代化的气力会带来绚烂光耀的远景。但没过几年，一战发作，接着是二战，接着是核危急、冷战、经济危急、文化危急、小我私人的精神危急交织缠绕，那些危急到现在都还没有已往。

对于现代化的反思，是刘擎闻所未闻的问题。他甚至觉察自己并不明了现代化这个词简直切寄义，“我就像是一条生涯在水里的鱼，却从来没有反思过我生涯的这片水。”他说。

自那之后，刘擎最先对人文社科领域发生兴趣。某种水平上，那是一个恰逢其会的转向，他遇上的是炽热的、充满理想主义的1980年月。那几年，他读了许多庞杂的书，看11卷本的莎士比亚，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暑假读完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图书馆不能借出的书，就站在那里一个下昼看完。他不确定未来要做什么，于是实验许多事情，写诗、写戏剧，演讲、做文艺谈论，还写过小说（被退稿了），“在80年月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有一种恐慌，深怕错过什么的恐慌，小时刻就有这种畏惧，他们一起去动物园怎么没带我，成年之后也是，学校里搞诗社、戏剧社，我什么都不想错过。”

做得最好的也许是演讲。他梳着那时最盛行的五五开发型，谈炙热的恋爱，把恋爱写在诗里，手握一卷16开的杂志，站在舞台中央深情地朗诵。他从来不背稿子，现场施展是他的强项，由于写过戏剧的关系，他总是能找到更有气力、更具怂恿性的语言，逐步的，他酿成了上海演讲协会的“一哥”，协会的照料之一是文学谈论家、和钱钟书齐名的王元化，时任上海宣传部部长，老先生很喜欢他。

由于演讲才气和文艺先天，刘擎逐渐有了名气，也有了一批“粉丝”。1983年10月，上海团市委组织“振兴中华演讲团”，刘擎去北京向团中央、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汇报演讲。他竣事演讲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文汇报》的头版揭晓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和谈论员文章。他厥后回忆说，那时感受“生涯在一种稀奇耀目的光环之中。”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似乎不是自己。”刘擎说，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有一次曾问过他，“你稀奇伶俐，善于引经据典，但你引用的那些话，你准确明白了吗？”

那次巡演之后，刘擎对滔滔不绝滔滔不停的演讲逐渐生出疏离，他并不确知自己未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但却模糊地明了，继续走下去，“不是我喜欢的生涯”。

对刘擎来说，青年时代也许是一个确定性被逐渐瓦解的历程。他笃信的、为他博得名声的，都在某一个时刻逐渐淡出，让他从潮水中抽离出来，重新审阅自己的生涯。许多年后，他在《中国有多特殊》的自序里写道：“我们是谁？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涯图景事实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云云”的信心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云云”的疑问，或者“未必云云”的疑心，甚至“不必云云”的否认。”

“美国把你酿成了一个乡下人”

今年三月，在一个名为“逾越挫折与理想”的讲座上，有一个女读者问刘擎，“我们要怎么面临这个更改不居的时代呢？”他低头想了几秒钟，说：“对于我来说，若是没有开启学术生涯的话，我会很张皇的。”

1991年，刘擎赴美，先后在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以是选择这个专业，是希望能回覆自己那时真实的疑心：“要走现代化，但路上又有许多挫折，要怎么明白这一切？”

对一个伶俐的“小天才”来说，在美国的修业一最先充满了挫败。他并不是对政治学一无所知，1980年月末，他结识了那时领民俗之先的金观涛，后者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翻译和引进了那时西方的新思潮，代表了中国头脑界那时最前沿的思索。金观涛希望刘擎考自己的博士，总是给刘擎推荐书，借条记给他看，他被看成金先生的学生。“在海内我以为我自己很强，然则到了那（美国）完全是amateur，完全是票友。”刘擎说。

先是语言。最最先上课时，他只能听懂20%，他的好同伙张昭告诉他：“听不懂你就猜，猜着跟下去，否则，就只能放弃。”他用录音机录下来频频听，一年之后，他终于能听懂了泰半的课程内容。

另有最基本的头脑和写作方式。得益于80年月的滋养，他对一些“大问题”具有敏感性，也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修辞华美，充满诗意，但到了美国，先生告诉他，学术文章不是这么写的，“它有一套学术尺度，谁人尺度现在看来有一点死板，然则不管你谈的大问题、小问题，都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它的论证、证据、推论的历程稀奇主要。”

马华灵是刘擎2006年的研究生，这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和年轻时的刘擎很像，是典型的文艺青年，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作家。读研第二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问题是《现代性危急的两幅肖像：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世纪悬案》，他告诉我，在文中，他使用了大量的修辞，“炫耀性的文笔”，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然后发给了刘擎。几天之后，收到了回复，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内容和它的颜色一样尖锐：

这些文字是在说什么？空穴来风，似是而非。完全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梳理、睁开和注释，也没有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回应，就大发议论而且抒情，这是很糟糕的蹩脚诗人的文风。由此，一个清晰的问题是，你的导言文字不及格。你需要训练若何写一篇论文的导言，若何introducing你的问题，你的论题。导言有种种写法，但这样的写法是戒除的。

你为什么云云着迷于这类浮华轻佻的文字？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篇踏扎实实的论文，好比“伯林与相对主义”，明确地界定论题的理由（包罗施特劳斯的指斥质疑），仔细地处置相关的文献，睁开充实的剖析，然后给出自己的论点和论证？你是在正规大学受正规训练而且有志于学术生涯的研究生，不是什么“自由撰稿的二流文人”。这样的文风will lead you to nowhere! Come on, be professional!

马华灵记得，看到那些批注时，是人生里一个很特其余时刻，“当头棒喝，你被敲醒了，”他告诉我，“我一直着迷于辞藻华美的文字游戏，忽略了缜密论证的逻辑气力。我以为文字优美的作品就是优异的作品，那一刻我才知道，论证严密的作品才是优异的作品。”往后五年，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学术论文，直到彻底摒弃那种夸张的文风。厥后他走上了学术蹊径，成为华师大的青年西席，依然保留着那份带着批注的论文，偶然会拿出来再看一下，另有没有再犯那些错误。

在美国马凯大学读硕士时，刘擎的先生詹姆斯·罗德之是一位专注而沉静的柏拉图学者。哲学注重说理，他告诉刘擎，说理有两种差其余方式，一种是状师型的，雄辩、强势，使用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漠视一切对自己晦气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赢得论辩。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审慎、仔细，严肃面临差异态度的论据，真诚辨析令人疑心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追求智慧。罗德之忠告刘擎，真正的学人要提防沾染过多的状师话语习气。

厥后他回到海内，介入学术讨论时，经常有身处状师事务所的错觉，他会频频提醒自己不要云云。

刘擎在美国还履历了一个主要事宜：马丁·路德·金剽窃，他见证了这个社会若何面临偶像的破灭。最先在报上看到这个新闻时，刘擎第一反映是不信托，谁人民权运动首脑是英雄一样平常的人物，怎么会和剽窃联系在一起呢？他甚至嫌疑这是美国右派对民权首脑的抹黑和污名化。

但他很快发现，剽窃自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金的博士论文有2/3以上的篇幅来自剽窃，他的演媾和布道辞也险些都有挪用的情形，甚至包罗那篇最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最后一组极具熏染力的排比句和黑人牧师阿奇博尔德·凯里1952年在共和党天下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高度相同。

让美国人发生盘据和走向南北极的并不是剽窃自己，而是若何面临一个伟人的污点，其中有人雪上加霜，也有人为用林林总总的理论为其作虚弱的辩护。在这南北极中央，让刘擎印象最深刻的是代表美国知识界主流《美国历史学刊》宣布的一组文章，包罗了事实质料和剽窃的多角度阐释。

主编西伦在导言中写道：“金的剽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媒体的关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评价以及剽窃在多洪水平上有损于金的历史职位和英雄形象。这种关切是正当的和可以明白的，但学者的事情应当走得更远，由于值得探索的问题另有许多：组成金剽窃的缘故原由事实是什么？若何就此探讨金的心理和文化认同？他的剽窃在其小我私人生涯和政治事业中起到了哪些作用？”那组文章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和探索。

刘擎许多年后都还记得这个事宜，他以为那是异常值得称道的学人态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面临令人困扰的事宜，并不回避事实及伦理结果，不至于简朴的道德臧否，而将事宜转换为历史与文化以及自我反思的契机。纵然存在纷争，整个知识界也不会由于一个意外的丑闻而堕入损失理性、是非不清的杂乱，也不会陷入诅咒攻击与恶性对立的盘据。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心智成熟的知识配合体的标志……若是没有这种清明与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敬与极端破灭的盘据南北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中伤之间频频摇晃，但这不是对知己的磨练，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明尼苏达大学位于明尼阿波利斯，这座都会有着漫长的冬天，历史上只有七八月份不下雪。密西西比河穿过大学的中央，这段河流的两岸种满了加拿大枫，秋天的时刻都是光耀的红色。在这所大学读博士的时刻，刘擎确认了自己能够以学术为业。

那是人生里最寥寂也最平静的时光。博士有很重的阅读义务，每周要看七八百页的书，写二三十页的作业，刘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像个清教徒一样苦修，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50米的游泳池，在这所学校读了七年的书，他从来没有去过。

最常待的地方是图书馆，他总能在每个图书馆找到一个稀奇合适的位置，隐藏而恬静，在那儿看一天书，中午跑出来啃个三明治，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会儿觉。

“时间一点一点在走，你的书一最先也许一个小时只能看六七页，最后可以到三四十页，然后你有心得，谁人时间是很慢的，你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刘擎说。

他读韦伯、伯林、阿伦特……现实中有许多没有谜底的问题，但那些伟大的头脑帮他建了一个“小屋子”，在那里，他阅读、思索、想问题，有一种似乎feel at home的笃定感，“随便什么问题，你会发现有稀奇精彩的人给过富有启发的回覆，纷歧定有定论，但你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有设施去应对，纷歧定能解决，但现成的工具都在内里。这个历程中你感应你作为一小我私人在生涯，不是作为一个动物。”

谁人年轻时的自己在这个历程中被掩埋了，他变得沉静内向，像是换了一小我私人，“以前小时刻我会以为你得有一个很稳固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内里遇到的问题都有对照明确的回覆，你才气很好的生涯，现在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方式。既不能行，也不能欲。你的生涯实在是在套谁人公式，但生涯它是稀奇庞大，庞大到你没设施用这样一套原理来掌握的。”

2003年，刘擎回上海教书，许纪霖来接他，看他半天，开了一句玩笑，“美国把你酿成了一个乡下人。”

时代的印记

往后很长的时间里，谁人“小屋子”都是刘擎的掩体，《奇葩说》将它拆掉了，让他更充实地露出在公共视野中。

刘擎接受了几十个采访，泛起在更多的演媾和对谈的场所，谈论最多的是人生意义的话题，为人们生涯中极为详细的疑心答疑：要不要告退？要不要分手？生涯里太丧怎么办？职场人要若何面临内卷的大潮？

“今天刘擎是以人生导师的形象泛起的，并不是以一个谈论远大问题的学者形象泛起的。”许纪霖说。

但对他来说，那也许是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式，“从一样平常的生涯当中生发到一些更具有公共性的话题。这就是让人从思索自己来思索这个社会，包罗公正、正义、宽容这些问题。

在许纪霖看来，无论是获得照样奇葩说，刘擎做的是一件事情：降维启蒙，“学院里的学者用的是一套语言，但在民众谁人场域内里你必须用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语言，实现降维启蒙。”

刘擎最受关注的言论来自于在《奇葩说》讨论996事情制的时刻，他说，人是应该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作为生长的工具。谁人看法来自于康德，奠基了其伦理学的基础，在许纪霖看来，那本应该是一种知识，却被许多人视为振聋发聩的新知，“今天一些人之以是为人、社会之以是社会的一些底线价值观都被冷漠了，然则很好的是，刘擎借这个舞台和这个空间说出来了。

但在此之外，刘擎始终萦绕着一种凄凉感。有一次录完《奇葩说》，他晚上回去看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内容是某位头脑家面临的论争。他一读就知道作者破费了许多心血，内容很吸引他，但在某个瞬间，刘擎突然发生一种嫌疑，“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主要关切的事情不是这些，学界内里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事情，但他们很难引起民众的关注，或者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

他对我注释政治哲学基本的研究思绪，头脑家们研究自由、同等、公正、正义……为一个好的社会确立规范性原则，然后以此来构建社会制度，推动公共政策，“但公共政策从来不是这么制订的，它从来没有这样影响过公共政策的制订，也没有影响到所谓的文化趋势，你就会有个what a waste的感受。”

他感受自己处在某种悬而未决的疑心状态，既不能一定，也不能否认，“我疑惑这个（政治哲学和现实的）相关性那里，除了我们对自己训练自己的头脑、做一个智力体操。”他想起许多年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生前来中国接见，说过一句话：“哲学有一种日益增进的无关紧要性，increasing irrelevance。”那时的刘擎并不太明了这句话，直至现在。

他一直想写一本“扔在桌上砸一个坑”的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周濂记得，他们前些年在香港一起吃完饭，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半山腰散步，刘擎用手拍着一棵热带树的树干，兴奋地说：“我要出一本专著。”他设想着买通从身体政治到国际政治的理论框架，给这个思绪命名为“广义政治学”。

许多年后，那本专著还没有写出来。他有时刻想：“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件徒劳的事情。

有时刻会有内疚的感受，曾有许多卓越人物辅助过他、启示过他，但他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有没有辜负那些运气的眷顾，“要怎么才算不辜负呢？”我问，他看着桌子上的杯子，缓慢地说，“最现实的是你做出一个很好的研究，写出一本很好的专著。再远一些，你若是可以改变一些公共讨论的一些方式，做出更显著的孝顺来推动社会生长，但这是完全可遇不能求的。我信托我现在做的事情也在往这个偏向走，然则太微不足道了，太trivial，太间接了。”

许纪霖记得，在刘擎赴美念书之前，人人曾有过一个聚会，争论知识分子应该走米兰·昆德拉照样哈维尔的蹊径，这两位都是捷克的知识分子，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差其余是，前者更强调人生的谬妄和虚无，提倡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态度，后者则更注重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呼吁知识分子勇敢介入现实。

许纪霖记得，那时刘擎加倍赞许昆德拉的选择。今年四月，我和他在再次聊起这个话题。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说做昆德拉是更容易的，尔后者选择了更艰难、更了不起的蹊径，“昆德拉在理论上看上去很fancy,让他自己变得又抽离、又平安、又漂亮。然则他实在是避重就轻的。”

刘擎清晰媒体对自己的热衷并非由于其学者的身份：“我只是做了一点点民众教育，作为学者，我还没有作出最高级的事情，有真正优异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但很少有人去体贴。而一小我私人可能走了更容易的路、甚至避重就轻的人，却被放大了。”

他坐在我劈面，看着眼前的桌子，说：“我接受了现在这种信用、带来的利益，然则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就是会想到这一点。这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你若是遗忘这个或者冒充没瞥见它，就是一个羞耻的印记，然则你记着这个印记，它可能就不再是羞耻，许多年后，当你回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刻，在2020年月的时刻，是有人想过、问过这种问题的。”

回到“小屋子”

这学期给硕士研究生开的第三节课，刘擎继续讲汉娜·阿伦特。

课堂里有些幽暗，厚厚的窗帘遮住了窗外的大树，一张长桌前围坐着十几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研究生。长桌旁边的几张小圆桌也坐满了人，那是来蹭课的学生。

他喜欢给学生上课，每次上课都可以再重新念书。没有PPT，也没有牢靠课本，他拿着一支麦克风，最先剖析阿伦特的名著《人的境况》，“人人知道自然天下是无生无死的，但人必须面临殒命……为什么人终有一死会成为一个问题呢？由于你会想，我死了，大自然依然存在，太阳照样升起，殒命对我个体而言是一个云云重大的决议性的事宜，但大自然竟然不为所动，这里有一种很深刻的谬妄感、一种虚无感，就是我是无关紧要的存在，一种徒劳无益的存在，那‘我’的意义在那里？”

读阿伦特原文的时刻，刘擎得坐着，戴上老花镜看电脑，但讲到要害处，他会摘掉眼镜站起来，“在阿伦特看来，人能逾越这种谬妄感的方式是行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是自由的，行动就是言语、思索引发出来的展现自己的器械。人只有在这个历程中，才气不停地彰显唯独属于人的那些品质，唯其云云，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才可能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不朽。”

在那堂课的末尾，他提到阿伦特的传记《爱这个天下》，摩挲着手里的麦克风，徐徐地说：“人人想想，云云细微的人，在神之下，我们那么像动物，然则我们就有逾越动物的一面，然后会有这么多生气勃勃的、精彩的事情被人类作育出来了，我们有魔难、有灾难，这个天下仍然是值得爱的，这是阿伦特她稀奇心里的情怀的一面。”

那些伟大的头脑总能给予抚慰。刘擎的日间变得愈发忙碌，只有晚上才有一点平静的看书和写作时间。2003年最先，刘擎每年都写《西方头脑年度述评》，已经写了17年，每年清点昔时西方头脑界的热门话题，堪称海内学界和媒体圈的“大餐”。但刘擎把这个事情称作“学术民工”，是个气力活儿，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从中举行筛选。最近麋集的采访和流动让他的心脏感受很不恬静，他有心血管壅闭，他想，也许这个“学术民工”也当不了几年了，再坚持个一两年，也许就得把这个事情交给更年轻的学人。

2020年是极其难下笔的一年，往年看二三百篇文章，今年看了四百多篇，裘德记得，刘擎跟她说：“我去了《奇葩说》，就更要把这个写好，否则人家就会说你看刘擎吊儿郎当吧，去上电视了就欠好好写文章了。”

去年海内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美国大选及之后的动荡骚乱，刘擎想表达的是，美国的民主从来就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好，现在遭遇了政治危急，但也没有走向溃逃。从效果来看，它守住了一个很低的底线，“所有的争论没有损坏对法治程序自己的尊重，纵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挑战的是选举的效果，他没有挑战选举程序自己。”

但这个看法要怎么表达，他卡了良久，希望转达一个有力的、具有智识深度的看法。

在三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想起了林肯早年的一个演讲，他信托美国政治制度的危险“肯定发端于我们内部”，对于应当若何防御危险，林肯的回覆是“捍卫宪法和执法”，他呼吁让执法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从这处睁开逻辑，刘擎最先阐释自己的看法。

他平时写作和看书的地址在阳台上，一张窄长的桌子，对着窗外两棵不着名的树。那天他对着那两棵树写到了破晓四点，然后怀着某种幸福感睡觉了。

回到“小屋子”，是件让人感应扎实和幸福的事情，“你耐久的探索一个问题，有的时刻经由稀奇绝望漆黑的时刻，最后你走通了，写出一个器械，那种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是喜悦，它带给你意义感。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尊贵的事情，是值得尊重的事情。”

媒体人李宗陶和刘擎熟悉多年，她曾经想问刘擎，以他的智识能力，为什么要做这个看似“笨笨的”事情。但她厥后没问，“实在每一部年度述评的分量跟撰写者所下的笨功夫相当，而且这分量在今天越来越重。”

她记得，刘擎跟她说过，实在很想要做回学生。他告诉我，先生、学者、学生，那么多重身份中，他做得最好、最快乐的，照样学生。哲学家陈嘉映这学期在在华师大开了一门哲学课，解说“感知与理知”，前一天晚上写《西方头脑述评》写到破晓，刘擎第二天照样背着玄色双肩包去了陈嘉映的课上，他坐在第二排，戴上老花镜，做条记，下课前陈嘉映问学生们有没有想问的，刘擎摘下眼镜，举了手。